第106章
“攻击官兵的大明子民？”穆谭冷笑一声：“都向官兵动家伙了，那就是反贼，不是什么子民了，杀之有功无罪！我们不杀这帮反贼也就罢了，还要替这帮乱党打抱不平吗？”任堂不得不承认穆谭说的非常有道理，他立刻就被说服了，并认为自己确实管得太宽了，一群听从伪官号令与官兵对垒的乱贼，被扬州的伪官出卖、杀害也是他们自找的，明显是狗咬狗，任堂作为大明官兵确实没有必要过多地同情这些乱贼。
但周开荒却不干了，他觉得穆谭这话有指桑骂槐的味道：“他们也有苦衷。”
“什么苦衷？反贼就是反贼。”穆谭得理不饶人：“有什么苦衷也该死！有些人意气用事，见了反贼就像见了亲戚，莫名其妙地非要把大笔的银子往外推。”
“胡扯！”周开荒确认对方不是在指桑骂槐，而是指着自己的鼻子骂上门来了，提高了嗓门就要反击。
“好了，好了。”邓名急忙出来圆场，让周开荒和穆谭停止争斗。
周开荒立刻就住嘴了，而穆谭仍在嘀咕：“提督有命，卑职自然领命，大军孤悬在外，到处都要用钱，都府那边也是恨不得一文钱当做两文花……”
“好了！”邓名再次出声制止了穆谭，对扬州的政策也就此定了下来。
没用多久，扬州的使者就又赶来邓名营中，跟着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个河道官兵，他们带着一堆竹篓，里面放着一颗颗死不瞑目的首级。
听了使者的报告后，林起龙快刀斩乱麻，那几个被他派去煽动漕工的几个衙门属官都被立刻拿下二话不说就割了他们的脑袋装在竹篓里给邓名送来；和这几个衙门的官员一起被杀的，还有那些动员漕工的扬州盐商，他们即是知情人也是财主，林起龙右手杀人，左手就派兵把他们的家都抄了。
邓名很认真地检查了一遍首级，又威胁了使者一句：“这事我不信和林总督有关，但若是将来让我知道这里面冒名顶替的……”
“提督就唯我们是问。”使者急忙答道，林起龙下手很利索，不但那个漕头供出来的官员被他立刻拿下，就是去煽动董笑野那几个战死漕头的官员也都被他宰了，保证邓名挑不出任何毛病来。
对于邓名来说，这些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可以让漕运总督衙门看看清楚，帮漕运总督出谋划策对抗明军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以后若有人在劝漕运总督和邓名作对前，势必要想想明军兴师动众来问罪后的下场，而且就算漕运总督再想给邓名下绊子，他手下的官员也需要考虑是不是真该使出全力帮他达成目标。
除了邓名要求的负责的罪犯外，扬州使者还保证他们会在两天内向邓名转交二百万两银子，希望邓名能够暂停对扬州的进攻，并且在拿到全部的银子和林起龙的誓书后，退回江南去。
邓名表示他不能立刻退兵，或许林起龙认为邓名说补偿运河居民是一句场面话，但邓名确要一丝不苟地实践自己的诺言。不过邓名告诉扬州使者，他即使呆在江北，也绝不会继续破坏漕运，那些被明军占领的漕运码头也都会得到保护，完好无损地移交给林起龙的河道官兵。
“张尚书还没有过江吧？”处理完扬州这边的事情后，邓名见清军已经妥协，就让人去打探张煌言的位置。
现在马逢知已经渡河了，正在岸边收拢部队，而张煌言目前还在对岸的镇江府。
“既然张尚书还没有渡江，那就让他不要麻烦了，这里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兵力了，我很快也会回到南岸去。”邓名派使者去张煌言那边报捷的同时，让他留在南岸保卫大营，要是张煌言也跟着过江，看到邓名一把火烧了这么多民居，不定又得如何痛心疾首。
……
随后的两天，邓名亲自在运河边指挥救济和赔偿工作。
“那些漕工的孤儿，你们打算如何处理？”有一些被明军杀死的漕工留下了遗属，邓名询问了一下，得知寡妇改嫁在运河两岸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原因很简单，漕工都没有土地、几乎没有私有财产，缺乏谋生能力的寡妇不改嫁就和等死差不多。
而孤儿几乎肯定会被抛弃，运河两岸大部分都是赤贫人群，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养不活的人，是不会收养其他人的孤儿的。若是大一点儿的女孩，大概还可以嫁人或是被卖掉，生存的机会稍大一些，八岁以下的女孩，以及十五岁以下的男孩，几乎都不可能生存下去。
“他们若是来粥厂，也会给他们一份。”姜楠报告道。
“那等我们走了以后呢？这些孤儿谁管？”虽然只有短短两天，但已经有人盯上了那些遗属，邓名听说行动迅速的人已经在劝寡妇和孤女嫁给他们，甚至可以照顾他们的孩子和兄弟。不过这话也就说说而已，赤贫的漕工用不了多久就会抛弃这些他们根本承受不起的负担，到时候他们的妻子也因为生活所迫而不会坚持。
“去找一找，把所有的孤儿带上。”整场军事行动造成了几千漕工丧生，他们留下的遗孤数量比邓名想象得要多，未成年的男、女孩加起来也有三千多了。
听说明军愿意收养，寡妇们也都含泪把孩子交了出来，尤其是十岁以下的男孩，运河旁不会有人愿意抚养他们很多年，交给明军虽然也是希望渺茫，但只要不亲眼看见孩子死了就还可以自己骗自己下去。
“对了，我听说死的几个漕头，也都有一堆家小，比如有个叫董笑野的，他好像就有两男三女，都找来了吗？”
邓名的问题让姜楠楞了一下，过了片刻才问道：“提督，这些漕头的孩子，我们也要救吗？”
死去的漕头和漕工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孩子一样生存几率极低，董笑野等人死后不久，他们的家产就被瓜分一空，妻妾也都改嫁。或许有几个手下能看在漕头以前的恩情上养他们的儿女，但漕头的仇人也非常多，孤儿正是理想的报复对象。
就算没有人报仇，而且有人愿意收养，那董笑野的儿子大概也只有两条路好走，或是和其他普通漕工一样，忍气吞声干苦力；或是和他父亲一样，拿着家伙去和其他帮派争夺地盘，最后多半也是横死运河旁的下场。
“都一起带走吧。”邓名点点头，表示手下没有听错命令。
“这些都是提督的仇人啊。”姜楠有些不解地问道，普通漕工也就算了，与明军之间的仇怨还好化解一些，他们的孤儿本来也没有什么前途，跟着明军走也不必之前更差；但这些漕头都是清廷的走狗，而他们孤儿地位一落千丈，很可能会对邓名怀恨在心。依着姜楠的看法，邓名甚至可以考虑斩草除根，以免万一有人能长大成人，会想找邓名报复。
“这和你下令防火烧五十步内的房屋一样，有时候，为了保证军队的安全，我们必须要攻击那些看起来无害、其实也可能是无辜的人。此类行动有时是无法避免的，但却是不对的，所以我才会给漕工们赔偿。”听明白姜楠的暗示，邓名就解释道：“就因为怕有人长大报复我，就把孩子都弄死，这中预防就有些太过分了，就类似你为了防止有人袭击我军，结果见人就杀一样，属于超过必要尺度的反应。”
“可，可是……”武保平和姜楠还是觉得危险。
邓名扫了他们一眼：“鞑子有时就会无节制地进行预防，而且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不需要赔偿的，你们觉得应该向鞑子学习吗？”
“当然不是。”武保平和姜楠一起摇头。
“提督打算让这些孩子干什么？”武保平多问了一句：“有的孩子才几岁，十年之内什么都做不了。”
“他们可以先读书，我会成立一个孤儿院，让他们念书，将来他们会是好的商人、水手、工匠，也会有合格的账房、养殖能手。”邓名琢磨了一下，决定给手下打一点预防针：“女孩也得去念书，她们将来可以当老师，帮都府教育幼童。在我邓名的旗下，光想白吃饭不做事是不行的，她们不替我教两年书还账，别想出去嫁人。”
“确实，”在最初的惊愕过后，姜楠露出了赞同之色：“把一个丫头养大也得费不少粮食，我们也得想办法收回些本钱来。”
……
五十年以后，回顾成都孤儿院的第一批成员时，人们发现这批漕工的儿女中，涌现除了大量邓名迫切需要的人才。漕工的女儿们也在各个方面都做出来杰出的贡献，使得传统的看法被更迅速地改变。研究者发现，漕头的遗孤们，对政治的关注程度超出了平均水平。比如一个董姓漕头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成为一个报纸的记者，以揭露黑社会和官府的勾结黑幕为己任，他的侦查报道导致很多贪官污吏和黑道人物落入法网，最后在一次乔装潜入行动中失踪，从此再没有人见过这位勇敢的记者；而董记者的弟弟，则表现出了对法律的热情，当上了提刑官，详细分析过几百件官府对平民权利的侵害案例，并写下了大量的相关司法x论述，被认为是这方面的法律权威。
……
在和邓名达成协议后，林起龙一边忙着履行条款，一边给师爷口述给朝廷的奏章精神，让他们帮助拟稿。
林起龙报告，邓名此番围攻扬州时，裹挟漕工以及两江百姓数十万，而导致邓名进犯扬州的原因，却是因为盐商之前的通敌——经林起龙查明，扬州很多盐商向邓名麾下大将穆谭行贿，以求安全通过长江，但事后反悔，赖掉了答应给穆谭的大量贿赂，导致穆谭怀恨在心，一心劝说邓名来犯扬州。
除了穆谭以外，还有很多被邓名裹挟来的江南百姓也和盐商有仇，正是因为盐商在长江两岸仗势欺人，骗人钱财，所以才引起大批百姓仇视，邓名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煽动他们一起进攻扬州，堵截运河。
而漕工参与围攻扬州，林起龙声称还是因为盐商——他们在运河上屡屡克扣拉纤的工钱，还勾结一些漕头残酷压迫漕工。这些漕工不懂得太多君臣大义，听邓名一喊去扬州讨要工钱，就都跟着来了。
为什么这些百姓没有走正规途径呢？那自然是漕运总督衙门里有一些害群之马，他们勾结盐商，对被害人置之不理，蒙蔽了漕运总督——林起龙也向朝廷承认了工作失误，虽然他才上任不久，但没有发现就是没有发现，他向北京表示工作时间短不是理由。
总的说来，林起龙认为漕工和江南百信都是来要账、讨薪的，不过他们在正规途径走不通后，竟然不肯继续当良民，而是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还给邓名摇旗呐喊，那当然是恶意要账、恶意讨薪。
对于这种把个人利益置于朝廷利益至上的反贼，林起龙认为镇压是完全合理的，当一部分人在城外向城头上的梁化凤喊冤时，后者也表现出了足够的觉悟，义正辞严地斥责那些乱党：“大将军奉旨讨贼，唯知有战！”
“……数万乱贼跪地不语，一手指天，一手指心……”在叙述过梁化凤的豪迈言语后，林起龙又继续描述恶意要账、讨薪的百姓的可怜之处：“皆称奸商恶吏勾结，运河两侧暗无天日……”
林起龙称，他觉得这些百姓还是应该与邓名的死党区别开来，因此仔细对照查验过他们带来的成千上万份文书后，林起龙拿出府库中的全部积蓄，又向扬州的缙绅募捐，筹得白银三百万两，支付给了这些百姓。还把那些贪渎的官吏、以及为非作歹的盐商都尽速斩首，以平息民怨。
后后果就是扬州城外欢声雷动，百万民众、漕工齐声颂扬朝廷英明，然后一夜之间就尽速散去。据林起龙说，现在邓名计穷，身边也只剩下党羽万余，估计扬州之围很快就可以解除。林起龙还告诉朝廷，他现在已经把扬州城内的那些盐商的家产都抄没入官，恢复府库积蓄后，剩下的会用来还给那些掏钱帮助官府度过难关的缙绅。
第59节助剿
北京，收到林起龙的奏章时，顺治刚刚从索尼和鳌拜口中听到黄梧的建议，相比崇祯的那帮阁老，被顺治倚为左右手的索尼、鳌拜等人还是要诚实得多的。尽管索尼和鳌拜用词谨慎，但顺治还是立刻明白福建的战事比他想像的恐怕还要糟，如果水师不是被重创到完全没有进攻能力的话，黄梧肯定不会拿出这种先自损一千，以求杀敌八百的招数。
“速传黄梧进京，朕要他面奏。”顺治立刻下令道，这个战略会给清廷的税收带来重大损失，迁海移民的花费也肯定不小。不过确实如索尼刚才所说，能节省每年数百万两的海防投入，而且若是完全断绝海贸的话，还能让郑成功蒙受损失，以满清占据的地盘之广阔，若是和郑成功拼消耗那断无不赢之理。
不过在下这个决心之前，顺治要先亲自问过黄梧，以便彻底搞清五省水师的现况。若是让黄梧上奏章，第一，他有可能会照顾朝廷和地方大员的脸面而不尽不实，这当然对顺治做出正确判断不利；第二，他有可能会实话实说，在奏章上把五省水师的惨状如实道来，消息传播开来，对朝廷的威信、地方大员的脸面都会造成很大损害，顺治虽然需要想做出正确判断，但并不想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皇帝时间有限，大部分事务只能从奏章上听取汇报，不过禁海迁民这样的大事，顺治还是舍得抽出时间与黄梧见上一面的。
不过禁海不禁海说到底也不会动摇国本，对清廷来说海贸本来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渔业和造船业相比农业来说也不值得一提。眼下更让顺治忧虑的还是沿着长江流窜的邓名，下令湖广派出协剿部队的圣旨才走了没有几天，这支明军就开始围攻扬州了。漕运和海贸不同，乃是清廷的命x根子，清廷给八旗发粮饷、供养北方、西北的战斗部队、安抚依附的蒙古王公，都需要南方钱粮，漕运是绝对容不得有闪失的。
“虽然湖广未能将邓名拦截，但他本来只有几千党羽，后来在江西裹挟了几千，朱国治那个白痴又送给他万余，加起来也就是二、三万。”顺治看到林起龙的奏章后，顿时又是气不打一处来：“这回可好，扬州那帮贪官盘剥百姓，一下子让邓名裹挟了几十、上百万人！”
几十万、上百万由漕工和贫民组成的大军，顺治并不看好他们的战斗力，在武装到牙齿面前的政府军前，这些流民部队根本就是任人宰割——现在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还没有堕落到太平天国时期，比崇祯时期的大明官兵战斗力也还要高一些，尤其是为明清倚重的陕西边军，杀手无寸铁的流民来绝对毫无压力。
顺治担心的是他们的破坏力，有邓名的嫡系武力作为核心，江南的地方部队就无法把他们迅速驱散，几十万流民拥有把运河两岸的仓库、码头等设施破坏一空的能力。就算从抽调甘陕绿营来江南镇压，那也需要花费钱粮，而且若是把几十万漕工都杀光了，明年的漕船谁来拉纤呢？顺治觉得他从崇祯身上得到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让外省军队入内地，现在他已经同意楚军进入两江协剿，再把秦军放进去……只有在确定江淮地区会为邓名源源不断供血的情况下，顺治才会本着“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的精神一拍两散。
“这三百万两银子花得值得！”顺治看到林起龙的处理办法后，忍不住击节赞叹道：“关键时刻，还是林起龙这样的稳健老臣靠得住啊，梁化凤就是一个匹夫，就知道杀、杀、杀！那句‘奉旨讨贼，唯知有战！’，说得是痛快，但把人都杀光了，明年他给漕船拉纤么？这个人勇则勇矣，但不可委以大任。”
虽然把梁化凤鄙夷了一通，但顺治心中责怪的意思其实也不重，军队还是放在这种匹夫手里才放心啊；尤其还是汉人的军队，更不需要一个文武兼备的统帅，再说不是还有林起龙这样老臣谋国的人节制嘛。反倒是湖广那个周培公，让顺治感到越来越不放心，不但有军事才能，听说还不屠城，在湖广士人中的口碑很好，现在居然两江方面也指明要他去协助对付邓名，如果周培公这次去两江时还能控制住楚军，不烧杀抢掠，把两江变成一片白地的话，顺治就要更加担心了——顺治也知道这很矛盾，他既盼着楚军击退邓名、还能祸害得轻一些，让他能够少免几年税；但也盼着周培公残暴无能，即使不是真的不懂得拉拢人心，只是靠屠城自污也好啊。
对林起龙的灵活手腕，索尼和鳌拜也只有称赞，官吏盘剥百姓不新鲜，放在平时也不算事。不过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还盘剥就是蠢货了，就是死有余辜！崇祯才上吊十几年，这帮官吏就好了伤疤忘了疼。至于林起龙说盐商在运河上干的那些破事，顺治、索尼君臣都深信他们完全干的出来，绝非林起龙污蔑。这同样是一个时机问题，如果邓名没有打到江南，相比给朝廷提供大量收入的盐商，漕工显然无足重轻，那时顺治根本不会关心这种小矛盾，就算听说了也会一笑置之，顶多轻飘飘地说一声“无奸不商”，若是激起民变的话，漕运总督的河道官兵自然会进行镇压；可在邓名威胁漕运的时候，这种问题就要另当别论。
林起龙在危机关头迅速做出了正确选择，用漕运官吏和盐商的脑袋收买人心，应对得当。失去了这几十万百姓后，邓名就又只剩下那一、两万党羽，最多在加上马逢知和张煌言这两个盟友，清廷对付起来也就会轻松得多了。
清廷毫不犹豫地给林起龙的处置背书，除此以外，林起龙如何弥补府库的亏空也是顺治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不挪用漕运物资的话，扬州府肯定拿不出多少白银，林起龙掏出来安抚百姓的白银肯定主要是地方缙绅提供的。
虽然林起龙已经说明他会在填充府库后再偿还借款，但顺治怕他有所顾忌或是拉不下脸面，就急忙给林起龙去旨，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漕运和府库绝对不能吃亏。若是还不上缙绅的借款也没有关系，朝廷可以根据林起龙的名单给这些缙绅牌匾，如果有人想要功名的话，顺治也可以赠与。
这次靠着林起龙的正确应对，江淮有惊无险的渡过了一场大劫，但只要邓名一天还盘踞在瓜州、镇江，清廷的漕运就危如累卵。
“不知道漕运到底安危如何，林起龙有多大的把握。”如果漕运崩溃在即，邓名已经拥有了随时切断大运河的能力的话，顺治觉得最正确的战略就是收缩兵力：北面减少给甘陕的军费，让李国英退回保宁；南面要把吴三桂从贵州调回来，把孙延龄从广西拉出来，尚可喜的广东也可以放弃半壁、退保广州，其中最难办的是吴三桂，不过就算用湖南交换也要把西南大军调回来，以确保长江、运河的安全。
若是把放弃贵州、广西和部分广东，把西南大军抽回，长江流域和大运河就会迅速转危为安，不过这种战略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上次依靠南明三王内讧才把永历、李定国逼入绝境，虽然云南得而复失，但李定国领土损失超过七成，基本是等死状态，只要清廷缓过一口气就能把他也赶去缅甸。但吴三桂大兵一撤，那李定国就会恢复西营原先的领地，下次可未必还会有三王内讧这样的好机会，再想击败李定国这样的名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多半还要用湖南来交换吴三桂放弃他的藩国，尚可喜没有藩国但同样需要补偿军费，孙延龄那边也不能一点儿不给。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还要承担永历卷土重来的风险，不到万不得已顺治也是不会出此下策的。
“暂时看应该还没问题，”索尼谨慎地评论道，全面从西南撤兵代价太大，任凭谁看到永历只剩一口气时都舍不得前功尽弃，而且这次撤兵可能会让天下人认为清廷已经承认失败，或是让他们认为满清对永历无可奈何，后果难以预料：“湖广、江西的漕船虽然有损失，但大都成功抵达扬州，应缴的钱粮并没有短少，这说明邓名水师十分薄弱，无法切断长江、运河运输。这次扬州遇险也是被他抓到江民、漕工闹事的机会，现在依然都被林起龙劝走，邓名就会被打回原形，无法继续威胁漕运了。”
“说得很好。”顺治一琢磨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他还是有些不放心，转头吩咐侍前侍卫道：“这几天若是扬州有军情送到，不管早晚立刻呈送御前。”
“喳！”
“之前湖广、江西的漕运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从这点上看邓名确实没有威胁漕运的能力，就是不知道他从朱国治身上捞到了多少好处，还有这次围攻扬州后他的兵力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邓名实力没有增强多少，而且百姓也确实如林起龙所说纷纷散去的话，那几天后邓名就会执行撤退或是被扬州击退。”顺治在心里仔细地理了一遍思路，力求让其完美无缺、无懈可击：“若是十天内扬州来报告，邓名已经退兵了，那问题就不大，可以从长计议，不需要莽撞行事。”
“传旨……”顺治觉得有必要亲自见林起龙一面，既然他都肯为禁海的事情见黄梧一面，那漕运当然更要亲自问过才放心。如果邓名如他所料退兵、扬州不再需要漕运总督坐镇的话，顺治就要林起龙亲自押送漕运进京。与林起龙、黄梧进行面谈，顺治很有把握可以不受下面人的蒙蔽，切实掌握前线的实情。
“关键就是看邓名是不是会退兵了。”退朝后，顺治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如果邓名始终不能被击退，那江淮方面的事态就很严重，需要他认真考虑暂时放弃西南确保江南的战略了。
……
在顺治结束御前会议的时候，林起龙高兴地得知邓名已经开始履行协议，带着明军和那些漕工的孤儿退向长江。
“只要邓提督不一定要拿下扬州，我和他就没什么不能谈的，”林起龙发现相比蛮不讲理的清廷，他更容易与邓名达成共识：“只要扬州不丢，我总能和朝廷解释。”
在明军撤退回镇江的时候，满清官场中刮起一股谣言，那就是达素大败，郑成功在厦门击溃了五省水师。不过大部分官员对此也是存疑，毕竟他们还不知道黄梧的建议，所以不敢说五省水师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但是不管五省水师是不是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蒋国柱都明白两江暂时别想得到有力的增援，达素肯定要无限期地呆在厦门，张煌言的舟山根据地不会受到威胁，更没有办法让邓名感到压力。因此邓名刚一返回南岸就遇到了江宁派来的使者，蒋国柱痛快无比地把一百万两银子还给了邓名——他和梁化凤各五十万两。
对于邓名依旧只要一百万两，蒋国柱有些不解，根据他对邓名的理解，应该是要他们一人一百万两才对。但邓名对蒋国柱的使者解释说，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种角度，邓名说过他会来向胜利者要一百万两银子，蒋国柱和梁化凤虽然改变了组合，但胜利者只有一方，所以邓名向他们要一百万两；第二种角度，梁化凤和郎廷佐组合是一百万，也就是说每人欠他五十万，蒋国柱和管效忠组合也是一样，这样加起来还是一百万两。
“协议就是协议，虽然是口头协议也要遵守，达成协议前我会尽力争取更好的条件，但不会事后毁约。”
使者把邓名的话带回江宁转述给蒋国柱听后，江宁巡抚感觉自己好像都有点感动了，不管邓名在谈判时多么奸诈，这种信守诺言的作风还是给了蒋国柱很大的好感。再想想其他的交易，邓名同样是一丝不苟地对待协议，蒋国柱突然生出了一种安全感——和邓名打交道时，只要遵守定好的规矩，那就是绝对安全的。
除此以外，湖广那边也有好消息传来，湖广总督称湖北兵马因为要提防李来亨、贺珍等人所以不能轻易调离，所以他会拍湘军进入两江助战，还称三万湘军枕戈待旦，运输的船只也准备停当，一旦朝廷有明确的旨意到达立刻就会由名将周培公带领，星夜向江宁进发。
三万湘军这个数量蒋国柱一听就知道不对，他既不信张长庚手中有这么多湖南兵马可以调动，也不信湖广有如此可观的经济实力让这么庞大的军队在短短几天内集结到武昌，此外三万军马所需的船只更不是小数目。
因此蒋国柱很清楚这是张长庚想敲竹杠，武昌方面为三万协剿军马开出的账单是三十万两银子的人员开拔银、三千铁骑的十万草料银，此外以后每月还要付双饷、双粮，也差不多是每月十万的开支。但蒋国柱大大低估了张长庚的无耻程度，他本以为湖广大概会派几千湘军来装样子，可据他的使者密报，周培公可能会只带着几十个随从来江宁——怪不得随时可以出发。
“太不要脸了！”蒋国柱恨恨地骂道：“借一个周培公用，你就敢要四十万两银子的租金!”
虽然蒋国柱有求与人，但这种**略的敲诈他一开始还是不打算忍受，就打算回复说两江无力承担三万湘军的后勤，张长庚派一万兵来就够。但江西方面的反应打消了蒋国柱的这个念头，一开始蒋国柱提出要湖广助剿的要求后，南昌就大声赞同——本来蒋国柱还盼望张朝反对，让他有机会搬出代理两江总督衙门事务的架子强令南昌服从，好让张长庚明白他才是湖广总督在两江真正的朋友；而湖广通报抵达南昌后，张朝也立刻表示同意，还表示南昌愿意分担一半。
“张朝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之前蒋国柱部署在南昌的眼线告诉他，张朝和董卫国最近搞了一些新经济政策，据说发了笔小财，不过现在看起来明显不是小财而是一笔横财，蒋国柱发现自己有些轻视南昌了：“那个统购统销到底是什么玩意，要赶快查清楚。”
“张长庚这王八蛋，他也是想引入竞争机制啊。还有张朝这混蛋，为了和我作对，居然不反对湘军进入两江，难道他就不为两江的百姓想想吗？现在又把大笔的银子往武昌送，他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啊。”既然有竞争对手，蒋国柱也只好同意了张长庚的条件，这笔钱江宁和南昌会各支付一半，毕竟和湖广总督拉关系花点银子不算什么，反正这银子可以向北京报销，要是两江总督的位置丢了，蒋国柱就算给两江藩库省钱那又是图的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让张朝手头宽裕么？
在蒋国柱焦急地等待援军的时候，邓名已经回到了镇江，在拿到林起龙的赔偿后，一艘银船就已经发去了九江，现在第二艘也奉命出发。在江西的人员已经用光了邓名留下的银子，再不给银子就需要赊帐从董卫国手里拿货了，那样就需要付给董卫国利息，而且现在邓名的信用也没有建立起来，长期赊账恐怕也会让南昌心中不安。
虽然是战争状态，但明军的商船在长江上畅通无阻，除了邓名的武力威慑外，明军依法纳税的好习惯也有很大的帮助。拿到明军的税银后，沿途府县的官员和胥吏都对邓名的信用很满意，他们的亲朋也会带着丝绸等土产到江边出售，或是收购从上游返回的明军带来的湖广特产。和税银一样，明军童叟无欺，购物用银子都是成色很好库平银，湖广的特产价格也合理公道，讲究两厢情愿。
“我们的船只众多，而且本钱雄厚，一般的小商人根本无法同我军相比，再说他们要缴的过境税是我们的数倍，还要忍受胥吏的盘剥，更加无法在价格上同我军竞争。”邓名很得意对张煌言说道：“由于我军大大减少了长江航道上苛捐杂税，湖广和两江的交易量比我们隔断长江航运前还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如果给我们几个月切断航运的时间，可能会比我们来之前的交易量还要大上数倍。虽然税率降低了，但交易量增大了，最后一些对我们不满的胥吏也停止抱怨。”
邓名很仔细地把他的生意经对张煌言和马逢知说了一遍：“将来还是要建立一些民间商行，他们的效率会比军队运货高，而且也不太显眼，这些清廷官员能更好地隐瞒下去。不过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只有拥有我方背影的商人才能享受到低税率和少关卡的好处，这些人和我军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眼下这个好形势能维持几年的话，最后长江上就会商业繁荣，大批的工匠和商行依靠航运而生，一旦我们的势力被排除出长江，税率恢复到从前，就会出现物价暴涨，大批商行破产、工匠失业的情况，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盟啊，会帮助我们刺探清军的情报，甚至为我们提供军费。”
邓名也知道他说的是理想状态，很大程度上还是白日梦，眼下最重要的是还是尽早把武昌的更多势力绑上明军的战车。
“这就是欠条的作用。”见张煌言对自己在武昌的经济政策还有些不解，邓名就向他揭开了谜底：“周培公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讲盐商在边关开垦商屯的，当夜我琢磨了一下，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邓名指出，他的欠条根本不和白银挂钩，所以武昌想拿货就需要想法设法去搞到欠条：“他们给成都运粮也没用，就是他们能瞒过清廷，我也不会允许他们在成都出售货物，他们要想得到欠条就得在成都种地、冶铁、制匠，帮我运输人口。”
“这个办法确实很有意思。”张煌言听邓名反复解说了好几遍，才完全明白过来。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好处，不过暂时还用不到，等这里的事全部了解，我就回武昌去看看，周培公这个人很狡猾，但应该不会有大事，我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他翻不出什么花样来。”此时邓名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长，等他帮助马逢知稳固了崇明根据地后就可以考虑回师了。
“还有一事，”张煌言收起赞许的微笑，面容变得严肃起来：“听说邓提督在运河旁，烧了不少民居。”
“果然该来的还是要来。”邓名心中一声长叹。
第60节管辖
尽管张煌言没有过江，但他还是得知了一些事情经过，对于打击那些持械抵抗明军的漕工他并没有任何异议，但是明军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沿河五十步以内的房子都烧了让他有些担心。
“张尚书说的对，我是烧了一些民房，但这是为了保证我军安全。”邓名耐心地解释起来。
但张煌言的担忧并非想邓名所想的那么简单，他是怕明军开了这个头，以后就收不住手了：“若是今天烧百姓的房子不算错，那下次杀比较可疑的百姓也可以了，再往后杀一些看上去有点可疑的百姓或许也可以被原谅了，最后一定会发展为了军队安全可以把那些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百姓都杀光。”张煌言总结明末军队军纪败坏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就是要从最开头就堵住，根本不开这个头自然没有后续发展：“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提督不可不防啊。”
张煌言的所想之远超出了邓名的想像，他很认真地思考了一番，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张尚书说的没错，但我是一军统帅，我会很自然地把军队利益摆在首位。”说到这里邓名还举了另外两个例子：“蒋国柱和管效忠劫掠镇江，将城中的良家妇女都抢走卖去南京、苏州等地，我也曾遇到过被劫持的不幸女子，可我现在不能替她们主张正义，而是要和蒋国柱做交易；梁化凤杀害众多闽军将士，那个闽军出身的穆谭曾立誓要为他的同袍报仇，但现在他也绝口不提此事，而是认真地与梁化凤派来的使者谈判。”
“这些都是不对的，但却是难以避免的，”邓名又对张煌言重复了一遍他对手下曾经说过的话，但是把前后顺序交换了一下位置：“如果军队覆灭了，我和穆谭都会死无葬身之地，这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所以行事时必然会把军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耐心地听邓名说完后，张煌言露出失望之色：“若是不定下规律，将来如何能保证他们不肆意欺压百姓？”
“没有任何保障，”邓名摇头道，明军到底如何对待百姓，只是受到邓名的道德水平约束，如果邓名不在的话，就是根据其他明军军官的道德水平来行事：“扪心自问，就是这次补偿漕工，也是因为花费不大，我收益远远大于支出，所以才动了恻隐之心。如果我和虁东军早先一样穷的话，多半我也不会给漕工补偿银。”
这次手下说他们只是烧房子，但邓名怀疑是不是所有的百姓都会老老实实离开，也不知道明军的放火过程中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可邓名根本不会去仔细清查。这同样是因为他是明军的统帅，他不可能鸡蛋里挑骨头地和这些跟着他打仗的士兵过不去。
张煌言对百姓的重视，对一个军事统帅来说恐怕不是优点，邓名觉得这样必然会束缚住张煌言自己的手脚；不过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原则，对正义的尊敬在很多时候都不会给人带来好处，邓名认为这是对的。
“不知道张尚书愿意不愿意……算了。”邓名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问题脱口而出，但话说到一半就打住了，他自己也觉得有些鲁莽。
“邓提督到底有何建议？”张煌言追问道。
“刚才想得有些差了，一个挺荒谬的主意。”邓名自嘲地笑了一下。
“愿意不愿意、荒谬不荒谬，总要问过我才知道。”张煌言不依不饶地连声追问。
禁不住张煌言再三询问，邓名就他的设想大致说了出来：“我不认为要求军队的将领自律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刚才动了一个念头……”
目前邓名虽然在成都搭了一个司法**的台子，但他并不认为袁象真的从都府官僚系统中**出来了，处理官司的时候无法避免地依旧倾向官府立场。而在邓名刚才的设想里，张煌言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人选，若是由张煌言主持成都的司法系统，那多半百姓不会求告无门。
而军队同样会受到这个司法系统的监督，刚才邓名只是一个闪念，但在与张煌言的一文一答中，他的思路也逐渐理顺了：“……刚才张尚书不是问我如何才是头么？现在对待百姓是否过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这次我说烧房子不算过份，那就不是；下次若是我说杀人不算过份，那杀人也就什么了；这次我说需要赔偿，所以漕工能拿到补偿银；下次若是我说房子白烧，那军队也就不会赔偿。所以到底军队做的是不是过份，到底该不该给赔偿，不应该由我和其他将领说了算，也应该由提刑官说了算。”
因为有几百年的经验，邓名也不需要走弯路去摸索，直接照搬他穿越前的控辩体系就是，控辩体系是进化程度最高、邓名所知的公平和合理程度最高的司法体系。在张煌言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刺激下，邓名还努力回忆了一些律师问题。
用张煌言能够理解的话来说，这就是讼师，讼师兴起于明中下叶，因为大部分百姓都没有机会去仔细大明的律法，所以到了大堂上就只能对官老爷唯唯诺诺，无论从官员口中吐出什么奇谈怪论，百姓都只能信以为真。
而明代的讼师就是专门从事司法服务的，他们精通大明律发条文，除了可以代百姓写状子外，在明末更发展到了到大堂上替雇佣他们的人发言的地步。有时双方都雇佣了讼师，坐在大堂上的官员就得听双方请来的讼师唇枪舌剑，各自从大明律中引经据典，声称自己才是有理的一方。
有了这些专业人士的协助，官员忽悠堂上百姓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明末官员的书信中有大量关于讼师的描述，有些新上任的官员在信中称双方讼师的争吵让他脑袋都大了，因为他听哪方都觉得有理——这些讼师的司法知识远远超过科举出身的官员之上，最后简直就不知道该如何断案了；还有大批的官员在信中称这些讼师甚为可恶，因为以前只要吓唬来告状的百姓几声就可以把他们的胆子吓破，断案后也不担心名声受损——因为其他的百姓大都也是法盲，既然官员说他断案是由根据的，那百姓也会相信——讼师的出现让官员胡乱断案的成本大大提高。
满清入关之后，对讼师采用严厉镇压措施，禁止任何人向百姓提供司法服务，若是发现有人代写状子或是提供过堂建议的话，这个讼师就会收到流放的惩罚，后来更进一步提高到死刑；而为了彻底断绝需要，清廷还规定，所有人打官司时都必须自己书写状子，如果不识字的话可以口述让别人笔录，但其中不能有任何修改——为了方便官员识别，清廷还定下规矩，告状的人必须当堂背诵他的状纸，若是有“一字之差”，就会被视为找人代写，官府不但不会受理他的案子，还会将他乱棍打出。
简而言之，就是说即使是满清自己编写的大清律，官府也不希望百姓懂，更仇视那些向百姓普及法律知识的人。
“现在成都没有讼师，不过以后肯定要有，如果有人无力雇佣讼师，我觉得官府应该出钱为他雇佣一个，因为如果没有讼师帮他解惑，那提刑官想怎么哄骗百姓都很容易。”邓名的看法比张煌言还要激进，后者是江浙人，很多这里的人都在大明治下从事讼师行业。
邓名兴致勃勃地说道，等将来控辩体系完善后，军队的百姓的纠纷也通过这个机构来仲裁。邓名认为其实军队自己心里也清楚哪种行为是说的过去的，哪种是说不过去的，若有一个提刑衙门把审判权从军中中拿走的话，军人的在前线犯下伤天害理的几率就有可能降低：“我军中有一半的士兵都是张尚书的旧部，军官更是七成都是从舟山来，若是他们知道有一天还会落在张尚书手中，那他们肯定不会有胆子在前方做什么太过份的举动。”
听到邓名这句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话后，张煌言也笑了几声，他对邓名这种闻所未闻的司法体系产生了不少兴趣。邓名不可能为详细列举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刚才他提出军队对具体问题和形势的处理是合理，基本是由提刑官来判断的。
又想起了陪审制度搬出来，邓名也随口提起，将来可以挑选一批个与案件无关的平民组成陪审团，由双方讼师设法去说服他们，而提刑官期间起得的作用就是不让任何一方公然撒谎，最后由这个陪审团给出一个初步建议。
“让一群不懂律法的人断案吗？”听到此处，张煌言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若是这些人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犯妇俊俏，就要放走谋杀亲夫的毒妇怎么办？”
“最后的决定权当然在提刑官手里，无论陪审的人提出什么建议，提刑官都可以推翻，可以无视陪审的建议自行确定有罪还是无罪，并确定刑罚。”邓名答道，即使是在他前世的陪审制体系中，法官也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只是法官不轻易动用他们的权利而已：“但如果推翻建议，就需要详细写明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必须拿出来见人，在周围张榜示众。”
在追求公平、正义的问题上，张煌言似乎有过人的天赋，邓名拿出了众多他闻所未闻的设想，但每次张煌言只要略一思索就能体会到邓名背后的深意，也能看出邓名对这套体系极为用心，潜心思索数年之久——如果不是邓名这么年轻，张煌言就会认为这套体系邓名依旧琢磨了几十年了，这实在是他高抬邓名了，后者只是照搬经过几百年锤炼的产物。
“嗯，这和讼师的用处是一样的，没有讼师参与那官员怎么说都没人知道对错，所以他想怎么断就怎么断，所以邓提督甚至打算指派讼师，必须要有讼师参与断案中，这样官员徇私舞弊就不会无人知晓；不过这样还是不够，邓提督要设计了这个陪审人员。法不外人情，这十几个百姓如果大部分判人犯无罪，那周围的百姓中大部分人应该也有类似的想法。官员如果想让大家同意他的判罚，就需要拿出很有力的理由，否则很容易被大家看作徇私舞弊。”张煌言琢磨了一番，觉得对想枉法或是胡乱断案的官员来说，邓名的这套办法比之前的讼师还要讨厌。
“就是这样恐怕要多花不少银子。”张煌言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以前断案的成本比较低，若是使用了邓名的方案，那花费肯定会大大上升。
“只是大案而已，小案应该没人愿意如此劳师动众。”邓名表示他设想里的法院不是志愿者，而要向来打官司的人收费，由输的一边支付：“理亏的人，估计就接受亭士的仲裁了，不至于闹到大堂上去。”
“而且，公正是很值钱的，如果花银子就能换来一些，那我认为这银子花的并不冤枉。”邓名冲张煌言微微一笑：“张尚书明鉴，我并非时时刻刻都用一军统帅的眼睛来看这大千世界。”
“邓提督说的不错啊。”张煌言露出些神往之色：“若非短期我实在抽不开身，还真想立刻去成都一趟，试试看提督的办法是否可行，想起来不错，但做起来往往会有新的麻烦出来。等等吧，如果将来舟山找到可以托付的人，我就去成都给邓提督当这个提刑官。”
“张尚书真有离开舟山的念头？”见张煌言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邓名有些惊讶地问道，若是张煌言执掌司法当然最让人放心，不过就意味着他离开军队，刚才邓名虽然说的高兴，但却没有想到张煌言真的动心了。
“邓提督想这个很不容易吧？这里面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思啊。”张煌言点点头，这么一个巨大的律发改革构想确实让张煌言有些心动，不过他也不能不想到，这是大明开国以来对祖制的最大颠覆，以前虽然不少地方已经面目全非了，但邓名却是明目张胆地推翻重来。除此以外，张煌言对邓名是否真的会让军队也置于提刑官管辖下也有些怀疑。
“圣上南狩未归，我们这不过是事急从权罢了，等圣上回鸾、两京光复，这些权宜之计是不是要保留就要看圣上的心意了。”邓名口气轻松，还开了一个玩笑：“至于军队那边就更不用担心了，提刑官乃是朝廷命官，替圣上牧守，莫说是末将的兵将，就是满天神佛也要在提刑官之下，要归提刑官管辖。”
张煌言哈哈笑了两声，然后猛然发现似乎对菩萨有些不敬，就急忙守住笑声，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上去了。在和邓名讨论航运问题时，张煌言又开始为邓名隐瞒身世而耿耿于怀，在心中反复念叨着：“你这架势都摆出来，居然还敢说自己不是宗室？但到底是哪家的呢？邓提督若是个旁支，那继承鲁藩又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他不答应？”
在邓名和张煌言兴致勃勃地讨论司法问题时，边上的马逢知感到极其无聊，那两人讨论的东西从题目到内容马提督都没有丝毫的兴趣，也根本听不懂，如果不是邓名和张煌言身份尊贵，马逢知几乎就要当场打起瞌睡来。
但最后这几句马逢知都听见了，一下子就把两人刚才的对话统统读懂了，他把大意总结出来并牢牢记在心里：“原来邓提督这是杯酒释兵权啊，刚才一直在说军队，还有什么一半的士兵、七成的军官，这是邓提督暗示张尚书他的人太多了。而张尚书也很识趣，表示愿意考虑离开舟山，去成都邓提督麾下当一个不掌军的文官。而邓提督很开心地报答张尚书：说除了圣上——也就是将来他本人外，其他人都归张尚书官，这明明是许诺给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啊。我真是太蠢了，居然听了那么半天都一点儿也没反应过来，唉，我还以为我在官场上历练这么多年，还算可以了，看起来还是差得远啊。”
……
今天邓名和张煌言谈起他那朦胧的宪政理想时，最后一句话是彻头彻尾的戏言，可一百年后尝试进入中国的传教人士并不做如是想。
尽管已经听到了警告，但总有一些人希望把他们信仰的宗教传播得更广一些。在邓名这个宇宙里，基督教就遭到了极大的麻烦，因为传入后不久，就有人想提刑官起诉天主虐待他们亡故的亲人，把他们投入火海——起诉者坚称他们是虔诚的信徒，对地狱的存在深信不疑，要求自称天主代理人的教会对他们进行赔偿。一开始教会对这样的诉告感到非常惊讶，后来才得知中国的本土宗教在短短的一百年宪政时间里，教义就进化到只扬善、不惩恶的高度了。
千百年以来，寺庙上常常摆着对联吓唬香客，说今世歪嘴、斜眼的人是因为前世辱骂诵经人而遭到的报应。结果遭到了大批的诉告，一部分是残疾人的污蔑起诉，要求寺庙拿出证据证明他们上辈子做过错事；一部分是伤人控诉，这部分表示他们承认上辈子对佛祖有语言上的不敬，但佛祖的报复显然过重，因此要求赔偿。
除此以外，还有商业欺诈诉告，有些香客拿出历次进香捐献的记录和证明，指控菩萨拿钱不干活，要求提刑官支持赔偿；但寺庙找了几个人证证明确实灵验过后，又有大批的商业歧视诉告冒出来，指控佛祖的货物质量不一致。
宗教人士竭力用“心诚则灵”这个武器抵御攻击，但原告方的讼师提醒提刑官注意，寺庙并没有提供详细的手册，定义什么才是心诚、以及如何达到心诚的境地，所以还是商业欺诈。曾经有被逼急了的寺庙真想印刷这种手册，但被他们自己请来的讼师所阻止，他们指出印刷这种手册容易，但必须要保证按照这种手册操作的香客都能实现愿望，否则还是逃不掉一个商业欺诈。
大批寺庙在无休止的官司的关门，那些打赢官司的寺庙也元气大伤，现在不但再没有了任何恐吓性宣传，而且香客一进山门，立刻就能在最显眼的地方见到各个寺庙的免责声明：